欧文:缅怀阿兰•布鲁姆
[美]克里福德•欧文[2]
Isvara译(我将此文译给Misa)
阿兰•布鲁姆生于1930年的印第安纳波利斯。他在芝加哥、巴黎和海德堡学习过,在许多地方教过书,值得一提的有50年代的芝加哥基础项目,60年代的康奈尔,70年代的多伦多,以及从1979年开始,直到他去世那一天(刚过去的这个十月7号)的芝加哥。我知道他是从我在康奈尔念书(1964-1968)开始,我们一起在多伦多做过同事(1973-1979),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依然是他在芝加哥的同事。此外,在这些年间,我也没有一刻停止过去找他。
我和我的朋友第一次遇到"布鲁姆先生"的时候,他是一个老师。教室就是他生命的中心。而有他的教室往往也很快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作为一个老师,布鲁姆一 开始就顺风顺水,他享受着教书给他带来的巨大成功。仅仅通过1962年康奈尔的一个研讨课,他就吸引了两个才华横溢的学生跟随他转学去耶鲁——那是他第二年要去教书的地方。而当他回到绮色佳(Ithaca),那两个学生也跟回来了。在耶鲁的那一年,他负责学生的指导性学习(directed studies)——修那门课的往往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然而就在这群学生中,有两个学生由于受到了他的吸引而立马决定转学去康奈尔,另外有四个学生决定去康奈尔念研究生。这些转学的决定都是在这些学生第一次遇到阿兰的这短短几周内作出的。
在阿兰为公众所知以前,他就已经主宰了我们这些知道他的人的生活。我经常把他看作是美国最伟大无名名流。在1964年我刚到大学的那会儿,我就发现我宿舍楼——一个标志性地培养知识分子的温床——的话题都是围绕阿兰•布鲁姆的。他从去年开始就住这儿了。住在这里的人要么恨他,要么爱他,两者必取其一。因此,出于为我们这些新生的灵魂考虑,这两边的人就老是争执不休。纵观我在康奈尔的四年时光,布鲁姆问题(the Bloom question)一直激怒着生活于其内的人,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宿舍中,它都一如既往。就连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老是被他激怒,尽管对于阿兰和他那极震撼人心的论点,我们是既着迷,又不服;既吃惊,又困扰;既陶醉,又反感的。有一天晚上,我和我的密友——出于害怕丧失精神上的独立——决定逃离绮色佳;但之后我们又决定我们该留下来抗争到底,给自己一个交代;于是乎,我们都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对我们来说,阿兰就是六十年代最重要的议题,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和它纠缠在了一起。后来有一次,在哈佛的研究生院,一个新左派的领袖人物警告我说,革命就要来了,阿兰的学生会第一个被开枪射击。阿兰不是孤家寡人,许多人都魂牵梦萦着他。终其一生,他都是熟人聚会讨论的话题。
作为一个老师,阿兰是叫人吃惊的 。在他的教师生涯中,他吸引了一大群人。但即使这样,讲座厅也总让他觉得不自在。他的手势是难看的,他的讲话也总是结结巴巴。如果紧张的能量也具有放射性,那他的受害者就要多过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事故了。然而,对于观察他而言,讲座还是很有用的。当他的脸上流露出他那瞬息万变的情绪时,他那鹰钩鼻上的黑眼睛会变得炯炯有神。皱眉颦蹙是他常有的表情,但当他被某个学生的俏皮话吸引而感到兴奋时,他又会愁眉舒展,接下来,如果这让他领会到了一种新的构想,他会为之感到高兴;而如果他觉得他遭到了误解,他又会觉得很不舒服。他经常会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而这时,他那大嗓门就会变得轻如耳语,好像要整个教室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才满意似的。随后,他的声音又会变得嘹亮,并带上一种新的信心。他总是不停地吞云� ��雾(无视"禁止吸烟"标志是他不在意法律限制(lawlessness)的典型标志)。他会一边想着人生的晦奥问题,一边用手上快烧完的烟点嘴上的新烟,而有时候,他会对不准,不小心把那支燃着的烟慢慢伸向无辜的嘴唇(尽管他总是很及时地就收手了)。
我从没见过有其他老师能如此抓住听众的心。在阿兰的课上,时间都凝固了,人们会觉得自己飘飘欲仙到了一架有关生命与思考的飞机之上,而回到外面的世界总叫人有些失意。他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让我们觉得从事研究是一件极为崇高的事,是极少数人所享有的特权,因而对这种研究的机会感激涕零也不为过(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对自由民主极尽赞颂之能势也是不为过的)。虽然,其他的老师也能说这种话,并且他们也确实说过,但只有阿兰让我们感到这句话就是真谛,在这件事上,感觉就� �信仰。通过了解他,我们也突然开始相信,献身于研习卷帙浩繁的古书的人生是无比高贵和有趣的。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人生的真实写照。于是乎,我们不假思索地就加入到他的行列之中了。
阿兰的教学方法很简单,进度也很慢,一年就研读4-5本像《君主论》、《理想国》、《格列佛游记》、《包法利夫人》和《民主在美国》这样的书。他从头到尾、一丝不苟地讲授它们,从整全的角度研读它们。他希望我们不要只学到了有关这些作者在这件或那件事上的官方看法,而是要把这些作品当做一个富饶而完全的整体——它们表达了整个人类的处境——来把握。
阿兰企图证明这些老书仍在向我们说着什么,并且,那声音委实要比今天我们周遭的这些乱哄哄的声音嘹亮得多。因此,他总是夹叙夹议,把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对当今议题的讨� ��结合在一起。事实也正如他所见,详细地诠释一个文本就意味着让这个文本自行说话,而他所能做的仅仅是证明那些文本自身早已预见到了今天最困扰我们的那些问题——通过检省,这些问题总能被归结成是古老的人类难题的诸变种。他的课的戏剧之处在于,它能让你生临其境地进入一本被你先前认作是老得不可救药、"学术"的书。他传授的都是在我们的共性中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课业,他能让我们觉得柏拉图真的在和我们讲话,并觉得对于那些困扰我们最多的问题,他要比我们先前自己想的深刻得多。阿兰不仅让文本说话,他还让它们歌唱。就像他的好友唐豪瑟在他葬礼上说的那样,他是哲学领域的花衣魔笛手(pied piper)[3]。
阿兰从未怠慢过那些哲学上的伟大替代品(alternatives),即使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它们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倒退。他用美妙的言辞重塑了虔敬的生活,伟大治邦者(statesmen)或战士的生活,头脑简单的爱国者的生活,绅士的生活,以及献身家庭之人的生活。在他有关这些东西的宏大格局里,每一样东西最终都让位给了哲学,但在他还没有为哲学正名以前,你是永远不会那样盛赞它的。他看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只有在与其他"人之可能性的全副武装"(full panoply of other human possibilities)的对比下才会显露出来;但与此同时,他也看到,由于我们已经和那些首要的事(primary phenomena)疏远了,所以他得先为我们勾勒出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很好地利用了《圣经》、莎士比亚以及那些小说,他总是觉得他之所以能教书,就是因为学生越来越不熟悉这些东西了。
仮説ステートメントを記述する方法
阿兰就是一根通着电的电缆,时刻蹦着火花。他欣然地接受了那些针对他的如潮的反对,并且还因此进步了。而这是幸运的,要知道,他激怒了他们当中如此多的人。这些人通常都是些饱含敌意而又说不清楚的人,但阿兰并不介意。他把每一个反对都当做是一次质询,他希望用他诚挚的努力来回答这类质询。有时,他会被这些反对弄得哭笑不得,但他总是会尽力去答复它们。他不信任那些没怎么思考就欣然接受他的学生,相比之下,他更欣赏那些和他争论的学生。
由于每个人的想法几乎总是一样的,于是,当没有了阿兰的机灵,教室里的紧张气氛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了。他的机灵是无意识的,而且还出人意料得快。这类灵光乍现大多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阿� ��引起的笑声可不是那种咯咯的笑,或者嘻嘻的笑,而是那种哈哈的大笑,这种情况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几乎每场讲座之后都有。他的课充满着欢欣,而就凭着这点,那些对他一无所知的学生也会加入到听课的队伍中来。毕竟,要讨厌一个像他这样能逗你笑的人是很难的
阿兰热爱教书,没有什么困难可以使他却步。有一次在多伦多,他脸色很差(几乎都扭曲了)地来到教室前:他整夜牙痛,刚从牙医那儿回来,拔掉了化脓的蛀牙,但他拒绝打麻药,因为那种麻胀的感觉会妨碍到他演讲。因此,演出就像往常一样地继续了下去。他保留了一些他在逆境下的出色表现。1974那年,多伦多大学的校园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一些新左派人士用暴力阻止了一个杰出访问学者的讲演。那个时候,阿兰几乎彻夜难眠,他变得暴躁了,他宁愿少讲一些柏拉 图也要把心中的一腔怒火发泄出来。是我和我们的同事沃尔特•伯恩斯(Walter Berns)阻止了他,以免他一时意气用事。阿兰克制住了自己,不再谈这件事。作为替代,在处理一个有关《理想国》中的戏剧性人物的问题时,他以一种比往常更动情的口吻称赞了发生于其内的那种讨论的可贵。他说,那是一个对雅典人来说黑暗而充满危机的时代,但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却聚到一起,谈论着那些亘古不变的政治议题;他告诉我们,针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如何对对话录造成了长远的影响,而我们又该如何珍惜和捍卫今日大学提供给我们的这样讨论的的机会。在说完这点之后,他就又同往日一样,返回到正题,继续下去了。
后来,阿兰被叫成了保守主义者,一个像咒语一般频繁出现在纽约时报讣文版的词语。然而,保守主义者这个词并不能概括他的品质和呼求。由于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美国较好大学校园里的意见氛围总是左倾� ��,并且由于他无情地质询了传统上的智慧,因而"自由主义者们"和左派们都对他和学生走得很近这点心怀不满。但事实上,信奉保守主义的学生很少觉得他魅力十足;在他身上有太多伏尔泰的影子了。他既难被归结成"保守主义",又难被归结成"自由主义"。虽然他最好的那些学生开始都是左派,但最终很少有人还是左派。阿兰会把那些作为流行意见传声筒的学生统统赶出去:他针对的是那些懒于思考,尤其是那些用意识形态来思考的人。
在之后所有针对阿兰的指控中,最不公平的要算说他是一个理念论者(ideologue)了。像我们一样,他确实有那方面的倾向,而且在他这样一个有着如此炽热激情的人身上,这种倾向还更加地突出。他脾气躁,性子急,他会过于简单化地处理复杂的事。但是,他不像我们,他对这些倾向总是有着完整的� ��识,并且不断地与之做着斗争。他把那种通过教书来强化党派观点的方式看作是无耻的——尤其教的还是伟大诗人和哲人的作品。
今天,我们被告诫说,教大书(教师们声称这些书要比其他书——包括几乎所有的近著——来得更加伟大)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操练。(然而)阿兰把目光转向这些书显然就是为了摆脱意识形态。他从不向我们提供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诲。他把哲学呈现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问题(questions)远比解答(solutions)更加显白的生活方式。他想要帮助学生获得一种更加宽广的视野,让他们能关注他们自身的问题,而不是整天想着如何对其身处的社会"有用"。他希望他的学生能站在那些伟大思想家之作品的高度审视他们自己与社会。他强调这些思想家既不是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和主义者;作为补充,他注意到既非"� ��会主义者",也非"资本主义者"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要更倾向于前者,而非后者。他从不打算从政治哲学中拉来一堆救兵来为某种党派立场撑腰。正是要向学生揭露那些立场所暗含的困难,将他们从中解放出来才不至于是一句空话。
阿兰坚持认为,他教的那些书对所有人都照讲不误,不管那些人是男是女,是白是黑,是西方人还是其他。除了坚持这点,他还力图证明它。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随着北美大学变得越来越像多国部队,他收了许多献身此道的非西方学生。他教过的毕业学生里总不乏女性,并且他也吸引过不少杰出的黑人学生。阿兰确实是一个"精英主义者",因为他相信有一些书比其他书更值得读,但与此同时,他也相信每个学生都应该去阅读它们。他反对基于种族的自我隔离(self-segregation),因为那使得黑人阅读这 些书成了不可能之事。他之所以把一些书看得比另一些重要,显然是因为这些书对于那些愿意费时费力去倾听它们的人都一视同仁。
作为研究生院的老师,阿兰开过一个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研讨班。虽然大多数时间都是他在说,但他仍能引起一些极为生动的回应。他的研讨班从来准时开始,但从不准时结束,这也使得他的研讨班赫赫有名。两个小时的课程时间可以轻而易举地就变成四个小时。1965年的那次西岸大停电(East Coast Power Blackout)袭击了绮色佳以及布鲁姆的研讨班。教室瞬间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也许是因为阿兰认为不给我们抢劫的机会是它的公民责任,反正不管怎样,他一直讲,就那样不停地讲(我已经记不清究竟是那次研讨班进行的时间长还是那次停电持续的时间长了)。在研讨班上,阿兰本可独断独行,但他通常都不那么做,他会把某些问题放一放,然后在下周上课的时候以一个令人满意的长度回答那些问题。显然,他在这之间花了不少精力仔细考虑那些问题。
阿兰总是建议他的研究生去挖掘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然后跟着他走。在阿兰的生命里,仅有这四个思想家老是出现在他的视野里:柏拉图、莎士比亚、卢梭以及尼采。他相信,研习的窍门在于花一生时间认准几个最能"抓住"你的文本,不断地对这些文本进行回顾和再回顾,带着你对它们的理解� ��像一个思想家和人(human being)一样茁壮成长。如果说阿兰的学生有着某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把这个建议奉为玉帛,根据其个人性格的不同而沉浸于不同的文本之中,从《圣经》到海德格尔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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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在课堂之外也依然是个老师。去他办公室的经历总是让人既喜又怕。他为那些和他最亲的学生创造了一个完整的环境(entire milieu)。他最喜欢的方式是阅读小组,一种在他家搞得非正式授课。当然,他也会私下个别地和这些学生交谈,聊世界,聊他们的工作,聊他们的友情与爱情。和许多老师一样,他会高估自己的学生,但他和他们不同的是,他不会高估得太多。他是一个超人,眼睛自带X-射线扫描的那种。他既可以表现得很世故油滑,又可以表现得很坦诚直接。他知道什么事可以当面说,什么事不可以当面说。在听完阿兰剖析过我的朋友之后,我不难猜到他在他们面前也一定剖析过我。不过这样一来,我至少省去了在他们面前有所保留的必要。阿兰说的这种闲话很少包含恶意。他相信所有的学习都是私人性质的,如果你想学到与你切身相关的有关人性的事,那就只能通过你自己和你朋友的性格。
阿兰把自己看作是过去(past)的代言人,这点在他与学生的非正 式交往中尤其明显。他热爱他年轻时候的美国——这是第一位的——那是已经消逝了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的美国,那个美国在民主党的领导下使移民全都美国化了,那时的它正面对大萧条,但它却为希特勒最后的失败铺平了道路,它把苏维埃人全挡在了海岸线之外。阿兰把这看作是现代美国政治的英雄时期,而他与民主党人之间的情感认同依然存在,尽管对他而言,要投民主党候选人的票正变得越来越难。(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因紧跟芝加哥政局的执政党和在野党而倍感愉悦)。在康奈尔的时候,他对八十多岁的弗朗西斯E.柏金斯(Frances E. Perkins)视如己出,后者是1912年布尔•穆斯党[4]代表大会(Bull Moose convention)的代表,社会改革家中的箭头人物,罗斯福政府劳工部的部长。在柏金斯夫人(别人也总是那么叫她)面前,他很罕见地甘当配角,打听敏感的社会评论,以及有关阿尔•史密斯(Al Smith)、吉姆•法拉利(Jim farley)、约翰•加尔纳(John Garner)、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等人的八卦轶事。在他往后的生命里,这些东西被他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一样在阿兰那儿享有特权的是那些隶属于西方思想伟大传统中的最后的大师们,如果他们碰巧造访的话。阿兰喜欢以东道主的身份款待杰舍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或者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这样的思想家,他会以子女对待长辈般的虔敬态度招待他们,并尽其所能地将这种尊敬的原因传达给其学生。
和阿兰对话的乐趣丝毫不少于聆听他的讲座。他是一个出色的段子高手,而这是因为他有很多关于他自身的故事可讲。他就是一个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碰巧发生在他身上的人。意第绪语中表示"不幸"(haplessness)的词有两个,一个对此的经典解释是,"不幸"之人既是那个碰洒了汤的人,也是那个被碰洒了的汤洒到的人。阿兰是一个同时长于这两者的资深专家(32nd degree adept)。他把汪洋大海般的汤(oceans of soup)洒在了自己身上。
他最喜欢的段子之一,发生在一次去纽约的讲演之行中,那时他还在多伦多教书。他的好友沃尔特•伯恩斯委托他用信用卡付费的方式为他在国内寄封信。那时阿兰正呆在纽约广场大酒店(Plaza),可是直到他尸挺床上的那一刻他才想起他忘了寄那封信。他隐约感觉出了这封公文的紧迫性,那让他焦虑不安,他立即起床,跑出去找邮筒。可他是如此地迷迷糊糊,以至于直到他出了房门,他才想起自己忘了把那封信带出来。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衣冠不整、几近半裸,可问题是他已经关上了房门,而他又没把钥匙带在身上。(就像我妻子经常和我说的,所有东西讨厌他,跟他过不去)。历经一系列囧事,他终于得以回房。于是,他穿好衣服拿上信,跌跌撞撞地跑下楼去大厅寄信。可他刚一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一个新的 疑惑就攫住了他:这封信贴了邮票没有?对此他不是十分确定。如果没贴,邮局显然不会把它寄出去,那样,沃尔特•伯恩斯的处境就十分尴尬了。于是,阿兰当即决定要把那封信拿回来。由于前台并不知道什么时候邮筒会被清空,睡意全无的阿兰就在邮筒旁安营扎寨下来,以打发黎明前的这几个钟头。当邮递员最终赶到时,一场现实的争执也发生了。"把你的手拿开!那可是美国政府的财产!"阿兰最终拿回了那封信。在信上,邮票是贴着的。随后他从伯恩斯那里得知,应该付的钱是一块一毛七。
这种事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如果它发生在阿兰身上,我们却很容易相信。他喜欢向人说起他早年在法国的那些经历,比如有次一个妓女在街上勾搭他,他告诉她他只是一个"穷学生",没想到那个妓女却回答说:"但我就是崇拜理论 !(Mais j'adore la theorie!)"(这句话阿兰后来很喜欢用在自己身上)。再比如有次他和一小组人在咖啡馆,组里有个老女人,阿兰看到她的烟灭了,就跳过去"施以援手"。"夫人,请让我为你重新点上!(permettez-moi de rallumer votre feu!)[5]"她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阿兰说:"我对此表示怀疑(J'en doute),先生,我怀疑。"
另一个我最爱的法国故事牵涉到所谓的圣布,那是法国最神圣不可侵犯的遗产,处子最受赞誉的结婚面纱(wedding veil)。在50年代某个冬日的傍晚,阿兰发现在夏特伊大教堂(Cathedral of Chartres)里几乎只有他一个人了。这时有一个牧师走了过来,说有一个紧迫的任务希望他能帮忙。这个任务是将装有面纱的圣物盒从教堂的一处移到另一处。但正当他们满怀虔敬地搬着时,牧师忽然问道:"我的儿啊,你是一个天主教徒吗?""不是,我的父",阿兰礼貌地回答道。于是就出现了一阵冷场。"那这么说来,你是一个新教徒?""不是,我的父。"于是在接下来的搬动过程中,他们没再说过一句话。
对阿兰来说,巴黎是他的另一个天堂。他喜欢在这儿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杰出人士、人类阶层、知识张力、咖啡社会(café society)。他在这儿从来感受不到压力,这里不像美国,要适应占主导的流行意见。他和罗斯柴尔德、声称要炸掉卢浮宫的共产主义者、哲人亚历山大•科耶夫、卓越的自由主义者雷蒙•阿隆、出版人、作家、艺术家、政客、学术圈人,甚至是闲人(flaneur)都过从甚密。他影响了一批先前以搞马克思主义研究出名的年轻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组织了一支由他学生组成的法国小分队。在那些年里,他结识了不少密友。而在他生命临近完结的最后几个月,他花了10天时间呆在巴黎,那构成了他生病期间最快乐的插曲。而如果要问法国有什么地方可以偶遇阿兰,那很可能就是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
阿兰在法国停留期间也一直在教书,他的停留主要是为了打开学生的视野,让他们看到一个除了美国之外的世界的存在。对他来说,法国与美国不但是他生活的两极,而且也是西方现代性的两极。这点在他讲授托克维尔时尤为明显。他喜欢拿我们社会幼稚而可怜的无知与他们社会的世俗和犬儒作比较,喜欢拿我们挂着"邻人欢迎你"横幅的郊区别墅与在门铃旁不贴任何住户名字的巴黎豪华公寓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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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赞赏生活的乐趣。他是一个音乐的发烧友(lover),他买了他买得起的最好的设备,买了无数的录音带以及之后出现的CD。你永远没法在没听他"最近的发现"之前离开他的公寓。同样,他也喜欢好的衣服、好的家具、好的食物、小东西、地毯、艺术品。过度地关注琐屑之物部分地是出于精力过剩,这是他经常自嘲的一点。他的搜罗是从在多伦多的那些年开始的,而这是在他有钱以前。一个同事开玩笑说,在圣诞节那会儿,本地人乔治•詹森贴过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感谢我们的顾客。"在阿兰有钱以前,那个习惯早就已经养成了。
当然,阿兰也让人不快的恶习。他的性格很强硬。他的神经质和过激的情感常常惹人不快。他有时很伤人,� ��是又很傲慢无礼。他有时候的主张会很无理取闹。他喜欢吸引别人的注意,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地方。他在社交场合太显锋芒,以至常常把女主人搞得很寒心(他对那些能够容忍他的人往往心怀感激)。那些作父母的人从来都不是很喜欢他,因为他似乎在意孩子对他的评价多过其父母对他的评价。在他看来,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管那些父母为人多好,要劝他们以研习柏拉图为志业已经为时太晚了。希望仅在那些孩子身上。
远离公共聚光灯的阿兰也经历了大起和大落。诸如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纠结命运、美国犹太人的生存状况、种族关系恶化的危机这样的事都会使他备受折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常常为大学和研习的未来担心,因为这一未来实在包含了太多不确定的东西。他害怕他的衰败预言会在第二天早上就成真;而事实上� ��它们往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才会得到实现。因为他的这种情绪化(moodiness),他和他密友之间的相处甚至都会出现困难,或者尤其困难。他总是千头万绪,没完没了。他最亲的朋友都是那些知道如何与他争吵的朋友。对他来说,争吵乃建立于亲近而非尊重之上。
直到1969年,阿兰才似乎在康奈尔"安定"下来。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学校就炸开了锅,几近分崩离析。学校在枪的威胁下频频妥协。阿兰,像他的其他同事朋友一样,觉得辞职已成了唯一可行的办法。他很幸运地来到了多伦多,和沃尔特•伯恩斯——这个在那些朋友中与他最亲的一个——一起。
阿兰在多伦多的那些年可能是他最清净的时光。再后来的一次回访中,他甚至把那段时光称作是"最愉快"的。他很欣赏那种传统主义与"加拿大人生活方式中的宽容"的结� �。他把加拿大看作是一个秩序井然的自由社会的样版。他觉得没有比加拿大人更大方得体(decent)的人了,也没有比他们更绅士的同事了。他尤其对乔治•格朗特(George Grant)印象深刻,后者在加拿大是赫赫有名的思想家,虽然在美国名声不著。格朗特是一个伟大的人,是我所遇到的教授中另一个比生命本身更可贵(larger than life)的人,而阿兰也觉察出了他们是同类人,因此热爱他、钦佩他,就像他对格朗特出色的妻子。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作为一个忠于其忠诚的(Loyalist)祖先的人,格朗特深入思考了西蒙娜•薇依、马丁•海德格尔和列奥•施特劳斯的作品。思考的结果是他对技术现代性(technological modernity)以及为其撑腰的美国作出了深刻的批判。使阿兰不知所措的是,格朗特总是写诉状要求加拿大退出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NORAD)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然而,这是一个真诚的思想家,一个才华横溢的对话者,撇开他对美国至上主义(Americanism)的批判不说,他还是很敬重那些像他一样忠于自己国家的美国人的。如果想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客观评价,那就得由一个比我更细致敏锐的人来做了。
在多伦多,阿兰享受着他身边的这些朋友和仰慕者。也许再没有别的地方能让他遇到如此多承认他的杰出才华、忠实于他的成年人了,尽管他们并不清楚他要做什么,也无法理解他做的事。在那些年里,他吸引了许多好学生,并在理解方面(尤其是他论卢梭《爱弥儿》的作品)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每堂课后,他都会叫我过去,和我分享� ��的新发现。总的来说,他在那些年里过的日子似乎是最适合他的。
对我而言,以一个研究生的身份跟着阿兰学习,和以一个同事的身份跟着他学习,是完全两码事。阿兰对我细致入微的照顾,他的慷慨,如今都成了我对他最珍重的回忆。当我逐渐意识到,我想要脱离他、建立我自己的东西是多么困难时,阿兰尽其所能地鼓励我、帮助我(独立)。当他听说有一个被人指责为是布鲁姆主义者(Bloomian)的大学生愤慨地表示自己是一个欧文主义者(Owinian)时,他很开心地笑了。当我把事搞糟时,他会为我擦屁股。由于他不想挫伤我脆弱的自尊,他总是会在几个月或很多年之后,温和地向我指出我当时做的是多么糟糕。
近距离看阿兰和远距离看阿兰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阿兰。我和我的妻子没过多久就意识到,我们俩以前所受的人性教育几乎不 算什么。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他让我意识到我的理解太"理想化"了。阿兰看出,我总是把人(包括我和他)想得比他们真实之所是要好。阿兰有直面残酷现实的力量,而且那丝毫不会减损他对生活的热忱、对朋友的热爱。他教我们要接受世界本身之所是,他甚至还劝我们说,那样的世界才更美丽。
阿兰最终在多伦多呆厌了——不管呆在哪儿,超过十年他都会厌。与此同时,芝加哥与社会思想委员会向他发出了召唤。对阿兰来说,芝加哥和巴黎一样与众不同,它们都给他家的感觉。就是在那里,他度过了对他而言是决定性的几年;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伟大导师——列奥•施特劳斯。他年轻时的那些学术泰斗,比如大卫•格勒内(David Grene)、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如今也还呆在那儿,与他同年的那些好友,以及作为他最好的学生之一的纳坦•塔克夫(Nathan Tarcov)也都在那儿。在他这第二次的芝加哥任期之内,最大的惊喜莫过于他和索尔•贝娄的友谊。他们把彼此都看作是真正的怪人(genuine original)。他们时常一起开课,用他们非常不同的洞见考察各式各样的文本。阿兰惊异于贝娄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是和他的批判力迥然不同的;贝娄在阿兰身上看到了成为货真价实的作家的潜力。阿兰以前总是冒着巨大风险去当一个老师,而现在贝娄却鼓励他去当一个作家。这一鼓励的成果便是《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这本书,它宣告了阿兰生命新(也是最后的)纪元的开始。
阿兰以前总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老师,而非一个作家。他对自己取得的成就相当谦虚,总是将之归功于施特劳斯的著作。他的那些前作大都来自他的教学,里面还有很多是专为他的教学设计的。这些书里包含的首先是对他喜欢的书的评注、翻译,以及它们对学生的意义。《走向封闭》一书同样脱胎自他的教学,但它却带有明显的前线硝烟味。它同样是一本诚实的书,旨� ��讲述作为一个教师的阿兰在北美三所较好大学里的经历。在这本书里,他谴责了声称是在推进开放,实则是——借着这个美名——在扼杀对重要议题之讨论的那些机构,正是它们的所作所为,导致了高等教育的日趋枯竭,尽管它们一直宣称是在拓宽它。
阿兰详细地阐述了这场争论的前因后果,以一种挑衅的口吻对整个造成这一结果的西方思想史进行了清算。同样,他也试图解释为什么今天的学生和教授会变成现在这幅样子。于是,他就挑起了讨论美国社会最具争议性的议题的重担:父母权威的丧失、女性主义的影响、大面积离婚的现象、吸毒的泛滥、摇滚乐、校园的种族议题、新左派对课程设计的影响以及用空洞的行话("聒噪而无意义的")替代"对真正哲学文本的感受性"的现象。与其他学术写作相比,这样一种写法是离经叛道的,但阿兰却用这样一种大胆而直接的方式讨论了这些问题,他打开了不少人的眼睛,也让不少人皱起了眉头。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阿兰完全没有料到的。短短一夜之间,他发现自己面对 的是财富、声誉和恶名。对于财富与声誉,他像个孩子似的津津乐道于此。他很高兴看到自己这么做。他喜欢拨打800号——因为它会为拨打者推荐接下一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的书——并拖住接线员不挂机,这样拜访他的人就会听到阿兰还高居首位的消息。当报纸的商业版将他的书和艾迪•墨菲(Eddie Murphy)列为是那年为海湾和西方公司赚钱最多的东西时,他震惊了。从某封更为严肃的谢函里,他大受鼓舞,因为他了解到,这本书还是有贡献的,因为他给其他人以勇气去大声说出他们想说的,就像他所做的那样。
但恶名却是另一个问题。阿兰一直对别人怎么看他很在意(太敏感,就像他的思想一样;不过这也是他常自嘲的话题),而那些批评家的侮辱,以及许多未曾读过此书或蓄意扭曲他的观点的人的侮辱,却深深刺痛了他。攻击他成了必要的表明作者政治正确性(一个现今可能已不存在的术语)的一种手段。而他也草草地被套上了种族主义者、男性沙文主义者以及精英主义者的头衔。所有的讨论会都被召集起来批斗他,一个泰晤士报记者形象地将之比作是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仇恨一分钟",一种以仪式性的憎恶面目出现的进行 中的疯狂状态。
1990年的秋天,阿兰染上了格林-巴利综合症[6](Guillain-Barre Syndrome),一种罕见的神经性疾病,它会引起瘫痪和萎缩。这场病的开头几拨攻势几乎是致命的。阿兰的身体——总是健壮的,尽管他习惯性地忽视它——受到了摧残。他的四肢几乎已是皮包骨头。卧病在床的那几个月里,他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走路,但他的手却始终未能完全康复。即使这样,他恢复的速度和程度也是巨大的。然而不幸的是,这种乐观的情况只维持了短短几个月。1991年发生了一波突如其来且几乎又是致命的急性糖尿病攻势。然而,他却又一次顽强地恢复了过来。最后,他又经受了穿孔性胃溃疡和肝功能衰竭。他仍想重振旗鼓,但这次却没有成功。
虽然历经所有这些磨难,阿兰却仍在勇往直前,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他未完成的事业上。他继续教书,搞读书小组:这一切始终默默地进行着。他依旧关心政治和大学的现状 。就像他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他欢迎数不胜数的拜访者,他和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他昔日的学生——煲电话粥。不过最重要的是,他还致力于完成他和西蒙&舒斯特公司签下的第二本书。在这本书里,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而他才如此坚定地想要看着这本书出版,他想通过这本书来被人记住。他将它题为《爱与友爱》(Love and Friendship),它处理了他一生中最喜欢的主题,借了他最喜欢的那些作者的手:卢梭、那些十八世纪的伟大小说家(简•奥斯汀、司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以及柏拉图。他每天都花几个小时叫誊写员为他听录,而且他不但交出了初稿,还完成最终的修订工作。
那最后一年里的大多数时间,我和我的妻子碰巧都在芝加哥。但我无意夸张渲染阿兰是如何掌控他自己生命的。他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希望我像J-L戴维画苏格拉底那样描述他——所有的高贵姿态和道德提升。他和他身边的人一样怕死(他也比我们爱生),但他却直面了它。他希望他的朋友能陪伴在他四周,希望他们能为他们自己也做好最坏的打算,但与此同时,他也希望他的所作所为能让他们尽可能地坦然面对死亡。对于一个脑子里装着那么多书的人来说,对于一� �能把这些书教得如此具有表现力的人来说,他最后这几个月的一个标志性成就就是:他从未给予一个启示性的注释。
阿兰的死对他圈子里的所有成员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然而,那个圈子却依然存在。他的学生遍及北美。他自视为是他最大成就的东西——即友谊的纽带——继续联结着他们。他们反过来也成功地吸引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学生。这成了附近最成功的金字塔计划之一。而这完全是合法的。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甚至会留心"禁止吸烟"的标牌[7]。但是,由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成不了另一个阿兰,因而我们也很难希望能再遇到一个。就像阿兰最喜欢的诗人也会有写完(这篇或那篇)的时候,我们这些永远无从得见如此多东西、也无法活得如此之长的年轻人就写到这里罢。
-----------------------------------------------------------------译注:
[1]原文译自Clifford Orwen,"Remembering Allan Bloom",American Scholar 62(3),P423-430页。转载请标明原文地址,无译者允许,不得增改。
[2]克里福德•欧文(Clifford Orwen)是多伦多大学政治科学系、古典系的教授。他的专著包括《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和《The Legacy of Rousseau》(与Nathan Tatcov合编)。
[3]传说,在德国普鲁士的哈梅林(Hamelin)曾发生过鼠疫,死伤极多居民们束手无策。后来,来了一个法力高强的魔笛手,身穿红黄相间的及地长袍,自称他能铲除老鼠。镇子里的首脑们答应给他丰厚的财宝作为答谢,魔笛手编吹起神奇的笛子,结果全村的老鼠都在笛声的指引下跑到了河里,全部被铲除。但是那些见利忘义的首脑们却没有兑现承诺,拒绝付给他酬劳。为了进行报复,花衣魔笛手就又吹起神奇的笛子,全村的小孩都跟着他走了,从此便无影无踪。
[4]又称公牛麋鹿党或美国进步党,是支持1912年迪奥多•罗斯福总统的竞选而成立的党派。
[5]这里的笑点可能在这句话的双关上,因为这句话也可以理解成"夫人,请让我帮你重燃欲火"。
[6]格林-巴利综合症是以周围神经和神经根的脱髓鞘——即小血管周围 淋巴细胞及巨噬细胞——的炎性反应为病理特点的自身免疫病。
[7]前文已经提到"阿兰总是不停地吞云吐雾(无视"禁止吸烟"标志是他不在意法律限制(lawlessness)的典型标志)",这里时对此的调侃和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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